潘汉年冤案历史教训

发布日期：2025-05-22 11:58    点击次数：150

潘汉年同志，作为我们情报战线上一颗璀璨的明星，曾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杰出的贡献，谱写了一曲英勇无畏的战士与领导者的赞歌。他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。

潘汉年冤案的浮现，堪称我党历史上的悲剧。对此，我们理应进行深刻的历史性剖析，并将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。

建国初期，党内发生了高岗、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。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。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。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，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。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，高岗贪天功为己有，居功自傲，个人野心膨胀，建国后背着中央、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。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。1954年2月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、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，通过了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》，要求全党，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。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，于1954年8月自杀，自绝于党和人民。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，讨论了关于高、饶反党联盟的报告，开除了高、饶的党籍。在讨论中，一些曾受过高、饶影响，或是和高、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，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，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。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，并说，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，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；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，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，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，写成材料；现在把问题讲清楚，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；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，都得向党交代，否则罪加三等。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。

“此人此后不可再信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审查饶漱石的过程中，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斗争中存在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不仅与饶漱石直接相关，亦与潘汉年有所关联。恰逢我国内部肃反工作方兴未艾，鉴于潘汉年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战线的复杂经历，加之其身为党的高级干部，这两起事件遂成为其被怀疑为“内奸”的导火索。在如此的历史节点上，潘汉年不幸被捕，交由政法机关进行审理。

此事非关个人。有人误以为与江青、康生等人有所牵连，实则不然。彼时江青地位尚浅，而康生则远在山东，担任分局书记，直至1957年方才调回中央。江青与康生介入潘案，乃事后的传闻。潘案的直接成因，仍应归咎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。事实上，毛主席曾对潘汉年甚为赏识。在三十年代，潘汉年与福建十九路军、广东陈济棠以及南京国民党的谈判，毛主席均参与或直接领导。在延安时期，潘汉年发回的电报，毛主席均有审阅。潘汉年所负责的诸多重要工作，如苏德战争、太平洋战争的情报搜集，策反敌伪，以及开展统一战线等，中央均有所了解。毛主席曾多次赞扬上海的情报工作。“七大”期间，毛主席对上海的地下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对刘晓、潘汉年予以表扬。进入北平后，中央在讨论开展外交工作时，曾考虑让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。由此可见，中央过去对潘汉年的信任有加。因此，这个冤案的形成，主要是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。

潘案爆发后，外界议论纷纷，指责情报部门内部出现了叛徒和反革命分子，给情报部门的同仁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恰逢情报部、公安部和监察部分别在北京举办全国性会议，三部门曾于公安部大礼堂联合举办了一次大会，周总理亲临现场发表讲话。他强调了依靠人民和群众的重要性，指出尽管三个部门职责各异，但本质上都是与敌人、坏人进行斗争的。他坚信，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好同志，坏人只是极少数。对于公安、情报和监察工作，必须坚信大多数人是好的。依靠绝大多数的好人去对抗少数坏人，这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体现。在谈到潘汉年案件时，周总理呼吁大家保持冷静，并表示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最为深厚，自己都不感到紧张，大家又何必担心呢？当时周总理的讲话主要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。

在那个时期，我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。我向周总理汇报称，潘汉年自1939年至1948年的所有来往电报均完整存档，中央对许多事项均有充分了解。周总理嘱托我通知李克农，成立一个专项小组，负责查阅解放前潘汉年与中央间往来的文电档案，并形成一份审查报告。该小组由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、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和我本人担任组长。我们三人详细检查了从1939年3月至1948年8月的电报及相应记录文件，并按照年月日顺序进行排列。我们详尽地记录了潘汉年的报告内容及中央的指示，这一过程历时三个月。根据档案资料，中央对于潘汉年所从事的诸如渗透日寇内部、利用李士群等人等行动，均有所了解，并在档案中有所记载。此外，中央对当时实行的革命两面政策也有所指示，并完全予以许可。对于潘汉年的工作，中央也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估。在审查完毕后，由李克农代表，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。报告中共列出了七个疑点，并建议中央进一步深入审查。这七个疑点在后续调查中均得到了完全的解答。实际上，提出这些疑点仅作为审查过程中的补充，因为任何审查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提出疑点。

随后，报告详述了五大关键反证：（一）中央曾多次发布指令，要求深入敌后，利用汉奸、叛徒和特务进行情报搜集。（二）潘汉年运用袁殊、胡均鹤、李士群，以及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，均进行了正式汇报。（三）潘汉年提供了关键情报：包括1941年6月13日关于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准确预测，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动向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，这些情报对延安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至关重要，并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。（四）组织的机密信息一直未被泄露，直至上海解放。例如，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情报，中央曾考虑进行武装暴动解放上海，但最终毛主席决定停止行动，这一决策显示了毛主席的英明。（五）潘汉年所维护的重要关系，对当时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保密作用，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知情。李克农的报告逻辑严密，证据确凿，有力地反驳了对潘汉年的怀疑，指出尽管存在疑点，但根据大量档案资料，中央应予以重视并慎重处理潘汉年的问题。

在当时的背景下，“左”倾之风日益盛行，这份实事求是的研究报告并未得到中央的充分关注。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陈云同志提出重新审查潘案的建议，这份报告才得以发挥其作用，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、恢复名誉的关键证据。中纪委的领导同志表示，李克农当时撰写这样的报告，实属冒险之举，其难度之大，不言而喻。

潘汉年的平反，陈云同志的挺身而出功不可没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秉持“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纠”的原则，众多冤假错案得以昭雪，潘汉年案亦被提上日程。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彻底的复查。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极为关注，亲自审阅了相关材料。陈云曾感慨，当年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，以及与国民党有过接触的三人中，唯有他尚在人世。他强调，若再缄默不言，恐无人知晓真相。陈云进一步表示，他愿意承担手术的风险，尽管结果未知，但他坚信潘汉年必将得到平反。

当时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，有人认为其他人都能得到平反，唯独潘汉年不能，这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与汪精卫有过会面。然而，实际上，中央早在1935年就已经作出了打入敌人内部、拉出同志、实施革命两面策略的决定。潘汉年正是利用了与汪伪的关系来开展工作，并且每次行动都会向中央请示或汇报。那次与汪精卫的会面，是在李士群和胡均鹤的突然挟持下发生的，当时已经来不及向上级请示。那次会面并无任何实质内容，潘汉年所说的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此后并未再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。会面之后，我党在政治和组织上并未遭受任何损害。当然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未能及时向中央说明情况，这确实存在过错。经过周密细致的复查，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布文件，为潘汉年平反昭雪，恢复了其名誉。

潘汉年的冤案，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桩悲剧，亦是对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。邓小平曾言，我党在历史上既犯过右倾错误，亦犯过“左”倾错误，然而相较之下，“左”倾错误对党的损害更为严重。年轻一代或许难以完全领会邓小平此言之深意。然而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潘汉年冤案便是最好的例证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感受到了这份痛楚。

1995年3月，北京